辛亥革命与贵州社会变迁

　　辛亥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在贵州得到较快发展，一系列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在贵州得以实施，贵州进入了近代以来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偿还帝国主义的巨额赔款，加强了对贵州各族人民的搜刮剥削；加之贵州土地贫瘠，烟毒蔓延，天灾人祸，不一而足，至辛亥革命前夕，贵州民生十分悲惨。周素园在《贵州民党痛史》中有载：“上游一带，会匪充斥，剽夺出没，百十为群；下游一带，种族繁杂，苗夷之民，侧目而视。”清政府在贵州的腐朽统治再也无法维持下去。

　　贵州极度贫穷和重重矛盾，使“反满”、“抗清”的社会情绪高涨，逐渐形成共识，为辛亥革命在贵州取得成功准备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1911年11月4日，贵州辛亥革命一举成功，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贵州成为辛亥革命中较早宣布独立的省份之一，走在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前列。虽然贵州军政府仅存三个月，就被省内外保守势力联合颠覆了，但其历史影响深远，它打开了贵州近代化潮流的闸门。

　　贵州各族人民深受封建统治的压迫，有切肤之痛，故不容许封建专制再现于中国，从此，为民主、共和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在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五四运动中，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为贵州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奠定了必要的社会思想基础。

　　辛亥革命以后，贵州知识阶层迅速觉醒，民众意识不断提高，封建礼教和落后习俗被禁止或废除，贵州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特别是学校的建立、报刊的创办、新观念的传入、新思想的涌现，以及知识文化的大量传播，极大地开阔了贵州各族人民的视野，丰富了精神世界，促进了贵州社会和思想的进步，社会风气极大改善。

　　贵州是中国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世居民族达17个之多。由于历史上民族歧视政策长期存在，贵州各族人民始终处于社会最底层，政治权利长期被剥夺，民族暴动和民族起义于是成为贵州历史显著的特点之一。辛亥革命之后，贵州军政府为贯彻孙中山“民族主义”主张，制定民族平等政策，改善民族关系，使各族人民积极投入到革命运动之中。贵州各族人民纷纷响应，短短一个月内，全省民族地区全部“反正”，同时贵州还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少数民族革命先驱。

　　辛亥革命后，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被贵州各族人民所唾弃，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开始在贵州得以实践：贵州军政府以及全省县、乡、镇地方基层政权都采用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在政权组织、议事制度、法制建设方面，比清朝专制政治制度有了质的飞跃。此外，禁止官员特权、废除苛捐杂税、实行财税改革、鼓励工商业发展、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等，贵州历史上前所未有，贵州进入了社会发展的新时期。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在贵州开始实行。

　　辛亥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在贵州得到较快发展，一系列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在贵州得以实施，诸如苛捐杂税的废除、税收政策的改革，以及对工矿业和商业的奖励和保护等等，使一批贵州近代资本主义工矿企业和商业公司迅速建立并成长起来，贵州进入了近代以来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

　　贵州各族人民为辛亥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辛亥革命也促进了贵州社会的迅速变迁和极大进步。